在钱钟书的《围城》中，方鸿渐徘徊于婚姻与自由的夹缝，道出“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”的经典隐喻。而今，这一围城意象正悄然映射到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中——他们在大城与小城之间辗转，却始终摆脱不了无形的规训与束缚。
大城，常被描绘为机遇与繁华的象征。这里聚集着顶尖的教育资源、高薪的职场机会和丰富的文化体验，吸引着无数年轻人前赴后继。中产阶级在此奋斗，渴望通过努力跻身更高的社会阶层。大城的光鲜背后，是高昂的生活成本、快节奏的压力以及无处不在的竞争。他们被规训于“成功”的叙事中：必须拥有体面的工作、优质的住房、子女的教育优势。这种规训不仅来自社会期望，更内化为自我驱动力，让许多人陷入“不进则退”的焦虑循环。正如方鸿渐在婚姻围城中的挣扎，中产者在大城中常常感到身不由己——明明渴望自由与喘息，却不得不遵循既定的规则前行。
转而望向小城，这里被想象为宁静与归属的避风港。较低的生活压力、亲近的人际关系、以及熟悉的乡土情怀，构成了一种“逃离”大城的诱惑。许多中产者在疲惫时萌生退意，幻想回归小城过上慢生活。可一旦踏入，他们却发现小城自有其围城：有限的职业发展空间、相对保守的社会氛围，以及那种“被边缘化”的不甘。在这里，中产者可能面临身份的失落——曾经的都市精英光环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小圈子的琐碎与局限。这种规训体现在对“安稳”的推崇上，它要求人们安于现状，避免冒险。于是，中产者在小城中同样感到束缚，仿佛从一个围城跳入另一个围城，始终找不到真正的出口。
究其根源，这种“走不出围城”的困境，源于中产阶级自身被规训的生存状态。在现代化进程中，中产者往往成为社会规范的忠实执行者：他们追求物质成功，注重社会评价，渴望在阶层中稳固位置。这种规训不仅来自外部环境——如教育体系、职场文化、消费主义——更深深植根于内心，形成一种自我监督的机制。无论在大城还是小城，中产者都被“应该如此”的思维所困：在大城，他们必须拼搏向上；在小城，他们应当知足常乐。这种二元对立的想象，让他们难以突破围城的桎梏。
事实上，围城并非地理意义上的城池，而是心理与社会的建构。中产者的焦虑与徘徊，折射出当代中国在快速变迁中的集体困惑。要走出围城，或许需要重新审视“成功”与“幸福”的定义，打破规训的枷锁，在流动中寻找平衡。正如《围城》所启示的，人生处处是围城，真正的自由不在于逃离，而在于内心的觉醒与选择。对于被规训的中产者而言，唯有认识到围城的虚幻性，才能在大城与小城的张力间，绘就属于自己的独特轨迹。
